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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
(一)青铜雕塑
1.秦代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即利用雕塑艺术为宣扬统一功业、显示王权威严的政治目的服务,在建筑装饰雕塑、青铜纪念雕塑、墓葬明器雕塑等方面,都取得了划时代的辉煌成就。
在秦始皇陵西侧,出土两乘大型铜车马,车马形体相当实物的1/2,铸造工艺十分精良,形象极为生动。每乘包括四马、一车、一驭手,每乘总重量达1200公斤以上,一号带伞盖的铜车,驭手作立姿,其性质当为导车;二号作篷盖的铜车,驭手呈坐姿,其金属辔绳末端刻有“安车”等字铭。据考证,此车系仿照秦始皇巡视全国时的御乘而铸造,旨在纪念秦始皇“平一宇内”的不朽功业。
2.汉代
汉代青铜装饰雕塑的艺术成就颇足称道。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炉盖为重峦叠嶂,山峦间缀以猎人和奔兽,雕饰华丽,铸工精致。造型别致的青铜灯具,也是汉代封建贵族钟爱的室内装饰雕塑品。
(1)《长信宫灯》
《长信宫灯》西汉时期鎏金铜灯的杰作,河北满城窦绾墓出土,因灯上刻有“长信宫”铭文,故名“长信宫灯”。
宫灯灯体为一通体鎏金,构造精美,各个组成部分均可拆卸。跪地捧灯的宫女,形貌文静端庄。
长信宫灯设计十分巧妙,虹管设计,手臂作烟道,用以吸收油烟。灯罩刻有活动以调节亮度与方向,既防止了空气污染,又有审美价值。实用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是汉代青铜雕塑工艺的典范。
(2)《马踏飞燕》
又称《铜奔马》,东汉青铜器,1969年出土于甘肃省武威雷台墓。
独运匠心,大胆夸张地进行巧妙构思,让马的右后蹄踏上一只凌空飞翔的燕子。以燕衬马,让飞燕与奔马的速度有目共睹,使奔马的动势凝固在一个静止的空间,把一匹静止的铜马塑活了。
作者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设计一匹飞驰电掣的骏马,三足腾空,一足踩在展翅疾飞的鸟背上,侧视的基本轮廓呈倒三角形,具有强烈的运动感。
马踏飞燕也是中国青铜艺术的奇葩。
(二)石刻
汉代石刻深沉雄大。汉代雕塑艺术的新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大型纪念性石刻及园林、陵墓装饰雕刻作品上。
西汉大型石刻风格上的共同点是循石造型,因材施艺,较多保留原石的形状和表面质感,稍作加工,取其意似,不做细致刻画,它是一定美学趣味的产物,因为当时就有许多手段可以制造出较为精细的雕像,而花岗岩的特殊质感与这种古拙朴厚的风格结合在一起形成阳刚之美。显然更有利于表现西汉帝国朝气蓬勃的时代风貌。
东汉大型石刻,以四川省灌县都江堰出土建宁元年(168)雕刻的《李冰石像》最为重要,石像高290厘米,形貌雍容大度。
1.《霍去病墓石雕》
霍去病因有战功,封为骠骑大将军,为了表彰霍去病的显赫战功,在茂陵东侧为霍去病修筑了一座形如祁连山的巨大墓冢,寓意霍去病生前在祁连山一带战无不胜,威震匈奴。是汉代纪念碑雕刻的重要代表性作品。
现存作品包括马踏匈奴、伏虎、跃马、卧虎、卧象、石蛙等。
霍去病墓石雕皆巧妙地运用了原来天然岩石的外形,循石造型,将圆雕、浮雕和线刻技法综合运用,很好地抓住对象的神貌特征加以表现。
堪称“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的杰出代表。
2.《马踏匈奴》
西汉霍去病陵墓雕刻的核心,赞颂霍去病反击匈奴侵扰所建树的赫赫战功;
《马踏匈奴》艺术特点:
(1)西汉霍去病陵墓雕刻的核心,赞颂霍去病反击匈奴侵扰所建树的赫赫战功;
(2)作者采用寓意手法,以战马将侵略者踏翻在地的情节;
(3)循石造型;
(4)这件作品颂扬的是骠骑将军——霍去病的丰功伟绩,但是并没有直接表现将军的形象。这是中国纪念性雕刻的特点。汉代纪念碑雕刻的重要代表性作品。
(三)陶塑
1.秦代
秦始皇陵兵马俑群
秦始皇陵兵马俑于公元前246年至公元前208年修建。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秦始皇陵东陵道
陶俑的形象各不相同(一号坑以车兵为主体,二号坑由车兵、步兵和骑兵组成曲尺形军阵,三号坑是秦军阵的指挥中心,其躯体采用泥条盘筑法塑造,头像则运用模制加手塑的方法制作)。
艺术特点:
形体高大,崇尚写实,手法严谨;类型众多,个性鲜明,形象生动;
在总体布局上,利用众多直立静止体的重复,造成排山倒海的磅礴气势,令人产生敬畏而难忘的印象;
这批兵马俑标志着秦代雕塑艺术的卓越成就,再现了秦军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精神风貌,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二十世纪考古史上的伟大发现之一”。
2.汉代
西汉侍女俑在陕西西安姜村、临潼均有出土,具有体态端庄、形象俊美的特点。西安白家口和江苏铜山出土的西汉《舞女俑》,长袖飘拂,舞步轻盈。山东济南无影山出土乐舞杂伎陶俑盘,注重人物不同身份体态的刻画,场面欢快热烈,整体效果颇佳。
东汉陶塑品种增多。最著名的作品是《击鼓说唱俑》、《立式说唱俑》。
《击鼓说唱俑》
汉代是我国雕塑艺术大发展的时代,也是我国雕塑艺术的高峰期,陶塑艺术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在出土的许多陶俑雕像中,最著名的就是这件《击鼓说唱俑》。
说唱俑席地而坐,左臂抱一扁鼓,翘起的右脚,扬起的握着鼓椎的右手,虽然四肢身体刻画简略,但动态、神情传神,将民间说唱艺人兴高采烈、手舞足蹈、自我陶醉的神情刻画得惟妙惟肖。
作者既表现出强烈的写实主义,又采用了极其夸张变形的手法,表现说唱者那种特殊的神气,创造出一个的充满戏剧性又诙谐幽默的精彩场面。
这件作品不但是我国雕塑艺术中的瑰宝,同时也是研究汉代民俗和陶塑艺术的珍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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